进入90年代，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，基础设施、基础产业、基础服务业和基本生活用品等产业的发展，和国土资源规划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相关，政府有一定的信息优势。以产业政策为抓手，政府可以有所作为。

　　那时经济领域的主要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，企业投资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投资。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承担着管理的责任，通过实施产业政策，对国有企业的投资、项目进行管理，政府和企业都认为较之刚性极强的计划管理是一种进步，很容易接受。

　　在这三个条件下，政府很快地按照自己的理解、为我所用地接受了产业政策。所谓“为我所用”是指按照中国当时的需要，对企业的计划管理较快地过度到了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行政审批。相比之下，政府减弱了对企业的直接干预，增强了企业活力，与当时的抓大放小、减人增效、政策性破产等配合，产业结构较快地得到了改善。

　　到了90年代中后期“政府主导、依托国企、产业政策、大规模投资”的组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使我国以较快的时间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。在计划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追赶的前期，产业政策的正面效应应当肯定。

　　我国产业政策的特点和问题

　　陈清泰进而分析了中国产业政策的一些特点和问题。

　　首先，产业政策分为横向产业政策与纵向产业政策。

　　横向产业政策是指为保障产业发展而采取的普适性政策，如完善基础设施、人才培养、研发费加计扣除、知识产权保护、股票市场的开启、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等，为所有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，产生了好的效果。

　　纵向产业政策指针对选定产业实施促进的政策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有好的效果。例如正在实施的重大专项，基本上有以下共同特点。

　　一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，比如载人航天、大规模集成电路、生产装备、基础软件等等。

　　二是带有后发追赶的性质，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断力。

　　三是从长远看有可能形成或裂变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产业。

　　四是投资规模很大，短期不能产生平均利润率，市场投资者近期没有投资意愿。

　　政府选择这类重大项目以较大政策力度支持其发展，既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打下基础，又对市场竞争不会产生负面效应，是实施纵向产业政策较好的实例。

　　其次，具有中国特点的“干预型产业政策”。

　　中国的产业政策继承了不少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，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“干预型产业政策”，较大程度上保障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。进入新世纪(17.920, -0.10,-0.55%)，市场化程度已经有较大提高，追赶期逐渐过去，非公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，但是“干预型产业政策”基本没有改变。生产要素错配的问题日益严重。这类产业政策有两个政策工具，一个是以市场准入、投资项目和生产资质等为对象的限制审批。审批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重要产业，审批坚持“有保有压”、“扶优扶强”的原则，也就是“保大压小”，“保国有压民营”。审批内容深入到技术经济环节，如投资规模、资金来源、技术路线、产品开发、生产规模、工艺和装备等。审批非常繁复，而且刚性很强。未获准者无法获得生产条件，也不能进入市场。这种做法干预了企业经济技术上的自主权。